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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瑞典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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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1-06-07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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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发布后,旋即引发舆论热议,焦点之一便是婚育女性的职场地位。事实上,每一个快速运转的国家都面临着新的社会和经济现状,以及存在于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对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的135位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其中,作为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代表,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使得瑞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兼顾工作和育儿并不困难。
父母共享480天育儿假
约瑟芬是瑞典人,有商务管理硕士文凭。她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位市场营销经理,每周工作40小时。她和她的丈夫马库斯有一个3岁大的女儿和一个两个月大的儿子。
约瑟芬在女儿出生后休了10个月的带薪假,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她正因儿子的出生而再一次暂时离职,这一回她要休11个月。马库斯是一位顾问,他在女儿出生后请了8个月的假,现在他打算也请8个月的假回家照看儿子。当我问到瑞典的政策和福利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以使得她和她的家人能更加轻松一些,她的回答是: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制度很棒……总的来说,我觉得(生孩子然后休假)这事儿大家都很接受。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要么你得有灵活的上班时间,或者你可以在头几年减少工作时长,你看,这已经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也是这么规定的,也就是说你有权利这么去做。
随后,我问约瑟芬,在她看来,瑞典女性是否可以同时成为优秀的员工和成功的母亲,她毫不犹豫地表示:
是的,当然可以。绝对没问题……作为女性,在成立家庭之后你还有可能兼顾工作,我们的整个制度和政策都是以这个思路为基础来建立的。嗯,我见过很多人就真的能够既照顾到家庭,又继续了自己的事业。
这些访谈是我在2013年完成的,当时,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都将瑞典列为全球性别最为平等的国家以及女性获得经济机会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研究者和媒体权威经常将瑞典奉为典范,说那里的女性是真的可以“什么都拥有”,既有成功的事业,也不耽误家庭生活,而这多亏了瑞典从政策制度层面就关注性别中立、幼托社会化,以及被社会学者们称为“双职工/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和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顾家的义务。
瑞典明确以工作?家庭政策为手段来推进职场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育儿假制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很久之前,瑞典的妈妈们就能享受产假,但在1974年,产假正式被性别中立的育儿假所取代,这是西方福利民主国家中第一次将属于母亲的产假也赋予父亲。
在2018年,瑞典父母享有480天之久的带薪育儿假,也就是16个月。理想情况下,父亲和母亲会平分这段假期,每人休8个月。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育儿假。家长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休育儿假,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的前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待在家中哺乳,也许在整个育儿假的最后与父亲一同在家待上一个月左右(父母双方可以在孩子1岁前选择同时休假最长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也被称为“父母月”)。当母亲给孩子断奶并返回工作岗位时,父亲们会独自在家休完育儿假剩余的天数,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孩子这时一般在1?2岁之间,可以进入公立的日托机构了。
父母可以利用现有政策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在家陪伴他们的孩子,瑞典法律对此给予了很高的灵活度。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前的任何时候休育儿假,而非仅在孩子刚刚出生后。很多父母会选择保留部分育儿假以便日后能够只在部分时间工作,这也能够将有休假的时间延长不少。
瑞典政策的灵活性还体现在父母有权在孩子年幼时减少工作时长。家有8岁以下幼童的职工,可以选择从任何时候开始将工作时间减少四分之一,也就是每周只工作30小时(不过只能获得与实际工作时间相对应的报酬)。在年幼孩子的家长中,兼职工作的形式相当普遍(不过这样做的爸爸们比妈妈们要少些)。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女性很少会因为成家育儿而离开有报酬的工作岗位,相反,很多女性会选择在孩子出生之后的前几年中“长时间地兼职工作”(每周超过30小时)。
瑞典自称女权主义的政府确实名副其实,休假政策方面的努力也促进了性别平等。2008年到2016年期间,政府推出了一项“性别平等奖金”,鼓励父母尽可能地平分育儿假。在瑞典,因为性别原因导致的薪酬分配差距仍旧存在,女性的收入普遍偏低,这也经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母亲会使用大部分的育儿假。在爸爸休假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损失往往比妈妈休假来得多。因此,这份奖金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弥补因为休假而减少的家庭收入(尤其在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家庭中)。
公立幼托体系被视为典范
另一个让瑞典人引以为傲的是它的公立幼托体系。在儿童早教及托管方面,瑞典的成绩始终排在全球前列。政府为学前和学龄儿童提供保育服务,尤其重视1?12岁儿童的教育。目前瑞典关于幼托的争论焦点不在于孩子们是否应该参与其中,而是孩子们从多大就该开始受教育。在2014年,大约50%的0?2岁儿童会进入日托机构,而3?5岁的儿童中有95%都会参加日托。进行儿童保育工作的人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有瑞典儿童保育中心的员工都接受过如何与儿童相处的培训。越来越多的机构提供傍晚和周末的幼托服务来满足在这些时候工作的家长的需求。这样的幼托体系之所以被视为典范,部分原因是它并不昂贵。相比其他国家,幼托费用对瑞典家庭而言只是很小一部分开支。托儿所的收费根据家长的收入而定,有一个很低的上限,且由政府决定最高收费标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参加幼托是免费的。幼托费用的上限是每月1287瑞典克朗(160美元)。家长支付的费用只占一个孩子幼托成本的大约11%,剩余部分由国家来补足。瑞典政府花在补贴学前儿童服务上的钱甚至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国防预算。瑞典政府还有另一项减轻抚养儿童经济负担的举措,那就是每月给父母们拨发“儿童补贴”。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其父母都能领到一笔固定的补助,目前的标准是每个孩子每月1050瑞典克朗(132美元)。儿童补贴政策自1948年开始实行,起因是瑞典的出生率在此前已连续下降超过十年,前景令人担忧。除了儿童补贴,如果一个瑞典家庭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大家庭补贴”,其数额取决于孩子的数量。
要维持家庭生活,育儿显然不是唯一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的方面,基本的家务也是必需的。自2007年开始,家政服务开销的50%可以用来抵税了。这项税务抵免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寄望于能够从此建立起一个私营但正式的劳务市场,从而提升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全职工作的双职工父母提供帮助。可抵税的家政服务项目包括清扫保洁、烹饪料理、园艺、儿童看护、辅导功课等。
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政府还为那些选择不把孩子送去公立日托机构而是想要延长育儿假的父母提供经济援助。2008年,瑞典立法准许由政府拨付现金以补贴育儿。这种补助叫作“儿童家庭护理津贴”,由政府按月拨发,免税,数额约为400美元,让一个家长可以在家照顾学龄前的儿童。这条法律讲起来是为了允许更多个人选择和给予家庭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却被批评鼓吹了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且让母亲在职场上更加边缘化了,尤其是那些移民妈妈们。反对党更是将它称为“家庭主妇圈套”。这项津贴在2016年被废止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帮助和补贴或许能够解释瑞典的高生育率、女性几乎与男性持平的高劳动参与率以及很低的儿童贫困率。尽管如此,完全的性别平等仍未实现。如今仍旧困扰着瑞典政策制定者们的性别平等问题有:顽固的职业性别隔离,女性在生育后相较男性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和使用更长的育儿假,以及性别收入差。(来源：齐鲁晚报)
文/BBunion编辑部
